本書是學者陳光興累積十餘年的思想與運動結晶。他以「去帝國」為武器、以亞洲為方法，帶領我們穿越讓人無法自拔的歷史纏繞。
在作者的理論想像中，台灣尚未脫離殖民、尚未脫離冷戰，我們全都籠罩在「帝國之眼」的領空，黑色的眼珠甚至也魅惑地閃耀出帝國的慾望。唯有認清歷史位置、感覺結構，面對自身的自大及自卑，面對亞洲，才是解放之道。
本書繼韓文版、台灣版之後，近日將陸續出版日文、中國大陸及英文版，可以稱之為東亞思想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。
這本不折不扣的「理論」書有許多值得一提的重要特色：
[不安的心靈]
在嚴格的論述片段中，我們會看到陳光興不合常規地在文章中穿插個人事件，讓嚴肅的學術論述呈現出個人生活、思維面向。這就是為什麼鄭鴻生先生如此評論這本書：「以其不安的心靈，尋求真正解放之道……」
[第二波亞洲運動]
這本書的第五章，也就是陳光興十年思想的總結〈亞洲作為方法〉，原本於2003年發表於愛荷華大學。如香港學者所言，這篇論文可以說繼一九五五年萬隆亞非會議之後，重新將眾人目光放到亞洲，開啟了亞洲為中心的第二波批判思想研究。
[運動的總結]
這本書不只是陳光興個人一段歷程的總結、台灣思想運動的一段紀錄，也是他亞洲活動的呈現。陳光興文章密集地在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香港、中國等地造成深刻影響。陳光興主編、英國出版社Rouledge出資辦的雜誌Inter-asia，更是在短期內成為亞洲之間最重要的期刊。
1994年，總統李登輝提出南向政策，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，從理論、歷史或自然等面向，著文為「南進」背書。學者陳光興由此感受到台灣思想及學術界的局限：在這塊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土地上，大多數人竟閃爍著相同的帝國主義慾望。
由此出發，美國學術訓練出身的他，開始將視角轉向亞洲，檢視同樣遭受殖民歷史的地區，是否也產生相同的思想局限。
在十餘年闖蕩亞洲的思想實踐中，陳光興指出幾個曾經影響亞洲的重大歷史事件（帝國主義、殖民、冷戰體系），依舊發揮強大的影響力，牢牢地控制我們對世界的想像。
於是陳光興發展出去帝國、去殖民、去冷戰三位一體的的問題意識，並且明確指出，要逃離這種歷史宿命，就必須以「亞洲作為方法」：透過亞洲視野的想像，亞洲間的各個社會可以相互看見，轉化自身，提出根植亞洲經驗的世界觀。
在英國跨國出版社Routledge出資的狀況下，陳光興開始參與創辦 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國際刊物，希望發展出亞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平台。對他來說，這就是「亞洲作為方法」的實踐。
創新且有深度的「研究工程」…「去殖民」論述的重要大作。-----Stuart Hall（前英國Open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，文化理論學家）
在本世紀，亞洲「作為思想的現代」與「作為歷史的現代」開始了交錯。本書正是這交錯中迸發出的火花。-----溝口雄三（前日本東京大學教授）
無所畏懼而且不失嚴謹…陳教授的作品總是勇於處理當代最具挑戰性的評論，同時大膽地提出建議。-----Meaghan Morris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）
東亞地區文化研究的里程碑。-----汪暉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（《讀書》雜誌執行主編）
這本書是真正身為亞洲人的國際社會主義者，所播種的新亞洲理念種子，也是值得我們呵護的知性資產。 -----白永瑞（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）
處居於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大陸的視角看，此書不僅對我們理解、進入東亞冷戰對方的歷史、現實有根本性幫助，而且對我們重新意識、評估自身的歷史和現實亦有重要意義。-----賀照田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
這是一本作者以其不安的心靈，深刻的自覺，苦心孤詣，尋求真正解放之道的困思之作。作者企圖擺脫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桎梏，以及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框架，直接面對國族/帝國打造的致命吸引力，來為這災禍罩頂的台灣、危機四伏的中國大陸，以及百多年來陷入紛亂迷失的整個東亞區域，找出一條生路。但作者並不想刻意保持某種批判的距離，也不想從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，來「超越」這時代的紛爭與難題，而是直接進入衝突核心，進到具體、分歧而多樣的生命欲望底層，包括作者自身的多重身分糾葛，來面對其內在的矛盾與本相。這裡進行的是一場以貼身對話、自我質疑與反復問難的方式纏鬥的肉搏戰，企圖從我們自身最根深蒂固的執著中殺出一條血路。讀這本書將是一步步心靈解放的體驗。 -----鄭鴻生，作家、《青春之歌》作者
陳光興
任職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，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任資深客座研究員、韓國延世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客座教授。著有《帝國之眼》（2003；漢城，韓文版）、《媒體/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主逃逸路線》(1992)；編有Stuart Hall: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(1996與David Morley合編)、Trajectories: 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 (1998)、《Partha Chatterjee 講座: 發現政治社會：國家暴力、現代性與後殖民民主》(2000)、《文化研究在台灣》(2000)、《後東亞論述》(2006，與白永瑞、孫歌合編，東京，日文版）。他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成員，台灣文化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，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: Movements國際期刊及書系的執行主編。
帝國之眼（次帝國）
1930年代日本「南進」方案的想像，是將台灣作為入侵東南亞的中途站。這段帝國主義擴張的歷史，在80年代竟被用來支持台灣南進政策，向菲律賓等國尋求便宜勞工。這件事情難道不正代表台灣複製了帝國主義邏輯，張開他的帝國之眼？
本土情報員（native informant）
在現有的學術氛圍中，西方的理論通常都被視為具有普遍性。在亞洲的學者能夠擁有的是特殊的實證資料，「我們」只是支持或是否定這些理論命題的註腳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最多就是「本土情報員」。
亞洲作為方法
這本書就是亞洲作為方法的實踐。全書幾乎不引用任何歐洲白人的思想理論，而取代以印度、韓國、日本、菲律賓思想家。這個實踐本身便暗示了作者本身的思想：在台灣的思想教育中，幾乎沒有亞洲的存在。這個空缺讓台灣永遠無法認清自己，思想上也無法脫離歐美中心的宿命。
如果去帝國化是本書指向未來反思運動的關鍵點，那麼放在中文世界來思考，這個方向將無法避免地指向曾經支撐中華帝國的內在理論邏輯，而這當中的一個重要線索，就在於分析以漢族為中心所建立出的中華帝國的文化想像。這套文化想像不僅牽涉到種族與族群之間的互動問題，而且涉及漢人內部的階序格局所引伸出的整體世界觀。清理中華帝國世界觀本身就是去帝國運動的理論工作的一部分，下面的分析只是有關此議題初步的嘗試性討論，尚且有待未來持續深化。
以下的討論還是透過具體的事件來展開。
事情是這樣的：1996年Martin Jacques （倫敦出版的Marxism Today前主編、現為資深的《衛報》〔Guardian〕專欄作家）為了替BBC2製作「西方的式微與東亞的崛起」（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）的電視專輯，透過霍爾的關係找到我替他在東亞介紹一些朋友接受採訪，在那樣的因緣中我認識了Martin，後來慢慢成為討論東亞問題的朋友。兩年後他舉家搬到了香港，著手寫書的計畫，想要處理東亞經濟及文化的轉化在全球變動中的意義。做為獨立的專欄作家，他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讓他到亞洲進行採訪及寫作，特別是住在香港那樣昂貴的生活環境，能夠來東亞研究的原因是他的太太Harinder Veriah——我們都叫她Hari——被倫敦律師事務所派到香港的辦公室工作，而會派她到香港正是因為她做為「亞洲人」的優勢：Hari是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的印度Punjabi人，從小因為生活周遭都是華人，所以也學會了說廣東話，派到香港來該是如魚得水。
1998年Martin來台北進行兩個月的研究及訪談，我們替他安排住在台北清大月涵堂；期間Hari帶著寶貝兒子Ravi來看望先生，全家團聚，Martin還特別安排她們住在陽明山，享受台北的山林之美。朋友的老婆來了，總要請客吃飯吧，就這樣認識了Hari。Hari長的瘦瘦高高的，大大的眼睛配上她常有的笑容，再加上她開朗熱情、心思細膩，特別是她還是那種處處都是替朋友著想、把自己擺在最後的人，所以非常討人喜歡。後來我們變成朋友之後，她就會開始講出在香港受到歧視的一些不快的經驗，原來認為有廣東話的便利，在香港應該很容易生存，然而不然，Hari南亞的深色皮膚及長相，讓她不論在辦公室、街上、市場，還是地鐵上，都感覺極不被尊重。爾後，不論是在她來台北碰面，還是路過香港借住在她們家中，我們三個人都會開始分析，以解釋香港種族歧視的形式。最後證明，我們家常式的討論並沒有能夠阻止悲劇的發生。
1999年12月底，我去北京開會，她們邀請我回程的時候過境香港，去跟他們的好友、頗具盛名的Eric Hobsbawm的一家人碰面，他們到香港過聖誕節及新年，也趁機理解南中國的變化。我很高興地去了，還在她們家叨擾了一晚，跟兩家人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。我回到新竹的幾天後，突然接到Eric Hobsbawm大兒子Andy的電話，告知不幸的消息：Hari在2000年1月2日病逝於香港的一家醫院，死因不明，警方正在調查當中。這個事件後來在香港的外國人社會中引起相當大的回應，很多在當地曾經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有色人種都挺身而出，使得該事件從法律訴訟轉變成反種族歧視的運動。最新的消息是，香港政府正在草擬反種族歧視法。
這也正是我書寫的動力之所在，想要能夠跟Martin及天真可愛的Ravi解釋Hari可能是如何受害於漢人種族歧視的邏輯；雖然這樣的分析已經回天乏術，但是我們活著的人總可以逐漸去改變這樣的狀況吧！（more）
創新且有深度的「研究工程」…「去殖民」論述的重要大作。-----Stuart Hall（前英國Open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，文化理論學家）
在本世紀，亞洲「作為思想的現代」與「作為歷史的現代」開始了交錯。本書正是這交錯中迸發出的火花。-----溝口雄三（前日本東京大學教授）
無所畏懼而且不失嚴謹…陳教授的作品總是勇於處理當代最具挑戰性的評論，同時大膽地提出建議。-----Meaghan Morris（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）
東亞地區文化研究的里程碑。-----汪暉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（《讀書》雜誌執行主編）
這本書是真正身為亞洲人的國際社會主義者，所播種的新亞洲理念種子，也是值得我們呵護的知性資產。 -----白永瑞（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）
處居於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大陸的視角看，此書不僅對我們理解、進入東亞冷戰對方的歷史、現實有根本性幫助，而且對我們重新意識、評估自身的歷史和現實亦有重要意義。-----賀照田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
這是一本作者以其不安的心靈，深刻的自覺，苦心孤詣，尋求真正解放之道的困思之作。作者企圖擺脫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桎梏，以及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框架，直接面對國族/帝國打造的致命吸引力，來為這災禍罩頂的台灣、危機四伏的中國大陸，以及百多年來陷入紛亂迷失的整個東亞區域，找出一條生路。但作者並不想刻意保持某種批判的距離，也不想從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，來「超越」這時代的紛爭與難題，而是直接進入衝突核心，進到具體、分歧而多樣的生命欲望底層，包括作者自身的多重身分糾葛，來面對其內在的矛盾與本相。這裡進行的是一場以貼身對話、自我質疑與反復問難的方式纏鬥的肉搏戰，企圖從我們自身最根深蒂固的執著中殺出一條血路。讀這本書將是一步步心靈解放的體驗。 -----鄭鴻生，作家、《青春之歌》作者
陳光興
任職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，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任資深客座研究員、韓國延世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客座教授。著有《帝國之眼》（2003；漢城，韓文版）、《媒體/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主逃逸路線》(1992)；編有Stuart Hall: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(1996與David Morley合編)、Trajectories: 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 (1998)、《Partha Chatterjee 講座: 發現政治社會：國家暴力、現代性與後殖民民主》(2000)、《文化研究在台灣》(2000)、《後東亞論述》(2006，與白永瑞、孫歌合編，東京，日文版）。他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成員，台灣文化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，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: Movements國際期刊及書系的執行主編。
帝國之眼（次帝國）
1930年代日本「南進」方案的想像，是將台灣作為入侵東南亞的中途站。這段帝國主義擴張的歷史，在80年代竟被用來支持台灣南進政策，向菲律賓等國尋求便宜勞工。這件事情難道不正代表台灣複製了帝國主義邏輯，張開他的帝國之眼？
本土情報員（native informant）
在現有的學術氛圍中，西方的理論通常都被視為具有普遍性。在亞洲的學者能夠擁有的是特殊的實證資料，「我們」只是支持或是否定這些理論命題的註腳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最多就是「本土情報員」。
亞洲作為方法
這本書就是亞洲作為方法的實踐。全書幾乎不引用任何歐洲白人的思想理論，而取代以印度、韓國、日本、菲律賓思想家。這個實踐本身便暗示了作者本身的思想：在台灣的思想教育中，幾乎沒有亞洲的存在。這個空缺讓台灣永遠無法認清自己，思想上也無法脫離歐美中心的宿命。
如果去帝國化是本書指向未來反思運動的關鍵點，那麼放在中文世界來思考，這個方向將無法避免地指向曾經支撐中華帝國的內在理論邏輯，而這當中的一個重要線索，就在於分析以漢族為中心所建立出的中華帝國的文化想像。這套文化想像不僅牽涉到種族與族群之間的互動問題，而且涉及漢人內部的階序格局所引伸出的整體世界觀。清理中華帝國世界觀本身就是去帝國運動的理論工作的一部分，下面的分析只是有關此議題初步的嘗試性討論，尚且有待未來持續深化。
以下的討論還是透過具體的事件來展開。
事情是這樣的：1996年Martin Jacques （倫敦出版的Marxism Today前主編、現為資深的《衛報》〔Guardian〕專欄作家）為了替BBC2製作「西方的式微與東亞的崛起」（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）的電視專輯，透過霍爾的關係找到我替他在東亞介紹一些朋友接受採訪，在那樣的因緣中我認識了Martin，後來慢慢成為討論東亞問題的朋友。兩年後他舉家搬到了香港，著手寫書的計畫，想要處理東亞經濟及文化的轉化在全球變動中的意義。做為獨立的專欄作家，他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讓他到亞洲進行採訪及寫作，特別是住在香港那樣昂貴的生活環境，能夠來東亞研究的原因是他的太太Harinder Veriah——我們都叫她Hari——被倫敦律師事務所派到香港的辦公室工作，而會派她到香港正是因為她做為「亞洲人」的優勢：Hari是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的印度Punjabi人，從小因為生活周遭都是華人，所以也學會了說廣東話，派到香港來該是如魚得水。
1998年Martin來台北進行兩個月的研究及訪談，我們替他安排住在台北清大月涵堂；期間Hari帶著寶貝兒子Ravi來看望先生，全家團聚，Martin還特別安排她們住在陽明山，享受台北的山林之美。朋友的老婆來了，總要請客吃飯吧，就這樣認識了Hari。Hari長的瘦瘦高高的，大大的眼睛配上她常有的笑容，再加上她開朗熱情、心思細膩，特別是她還是那種處處都是替朋友著想、把自己擺在最後的人，所以非常討人喜歡。後來我們變成朋友之後，她就會開始講出在香港受到歧視的一些不快的經驗，原來認為有廣東話的便利，在香港應該很容易生存，然而不然，Hari南亞的深色皮膚及長相，讓她不論在辦公室、街上、市場，還是地鐵上，都感覺極不被尊重。爾後，不論是在她來台北碰面，還是路過香港借住在她們家中，我們三個人都會開始分析，以解釋香港種族歧視的形式。最後證明，我們家常式的討論並沒有能夠阻止悲劇的發生。
1999年12月底，我去北京開會，她們邀請我回程的時候過境香港，去跟他們的好友、頗具盛名的Eric Hobsbawm的一家人碰面，他們到香港過聖誕節及新年，也趁機理解南中國的變化。我很高興地去了，還在她們家叨擾了一晚，跟兩家人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。我回到新竹的幾天後，突然接到Eric Hobsbawm大兒子Andy的電話，告知不幸的消息：Hari在2000年1月2日病逝於香港的一家醫院，死因不明，警方正在調查當中。這個事件後來在香港的外國人社會中引起相當大的回應，很多在當地曾經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有色人種都挺身而出，使得該事件從法律訴訟轉變成反種族歧視的運動。最新的消息是，香港政府正在草擬反種族歧視法。
這也正是我書寫的動力之所在，想要能夠跟Martin及天真可愛的Ravi解釋Hari可能是如何受害於漢人種族歧視的邏輯；雖然這樣的分析已經回天乏術，但是我們活著的人總可以逐漸去改變這樣的狀況吧！（mor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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